張文剛：少鴻兄好!感謝你多年來每有新作都惠贈于我，我因此得以較為系統(tǒng)地閱讀你的作品，而且先后還為你撰寫了幾篇評論文章。今天的訪談，我想就你的生活經歷、創(chuàng)作旨趣、風格與技巧、愛好與性情等方面提一些問題，你看怎么回答都可以，隨意一點。首先，我想從你的生活經歷談起。2011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你在接受“幻劍書盟網”記者采訪時說自己有鄉(xiāng)土情結，認為對于一個作者來說，少年時有在鄉(xiāng)下生活的經歷是件很好的事情，對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影響很深刻，以后不管自己做什么，都離不開那些經歷，自己的審美觀和生活觀都會潛移默化地受到那些經歷的影響。那么你的生活觀和審美觀是什么，和鄉(xiāng)土、鄉(xiāng)村有著怎樣內在的精神聯(lián)系?這種生活觀和審美觀又是怎樣通過鄉(xiāng)土題材乃至其他題材創(chuàng)作來體現的?

　　少鴻：存在決定意識。經歷對人的生活觀與審美觀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你問的我的生活觀和審美觀是什么，我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感覺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復雜的問題，自己也從沒有對這樣的問題做過自審與梳理。鄉(xiāng)村生活于我來說，最大的獲益是有了最真切的生命體驗，感受到了人與大自然最緊密的聯(lián)系。站在泥香四溢的土地上，你可以聽見萬物生長的聲音，看到四季輪回變幻的色彩，你會感到你與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你就是它的一分子；置身鄉(xiāng)村生活中，你必須親手種植莊稼養(yǎng)活自己，并因此而體悟生活之艱難，生命之堅韌?？傊磺畜w驗都會讓你感到人生既憂傷又美好。這其中就會有審美意識自然天成，它不知不覺地滲入到你的心靈中，進而影響到你后來的生活與寫作。鄉(xiāng)村生活是艱苦的，卻又是詩意的，我想這就是所謂的鄉(xiāng)土題材吸引我的原因吧。雖然在鄉(xiāng)下只呆了八年，但那是我的青春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歲月。我進城幾十年了，當過工人、進過大學、做過機關小干部，但無論身份如何變化，還覺自己是個鄉(xiāng)下人，還眷戀著老家那片峽谷中的土地。我寫過各種題材的小說，但很大一部分是寫鄉(xiāng)村生活的，其緣由不光是熟悉那里的世俗人情，我想主要還是因為有種割不斷的精神聯(lián)系吧。故鄉(xiāng)永遠是你的精神胎盤，無論你走到何處，都有條看不見割不斷的臍帶與之相聯(lián)。

　　張文剛：文學是人學，塑造人、表現人是文學的根本任務，不僅要表現人的社會性、**性，更要表現人的最內在、最本質的東西，即人性。你無論寫作哪類題材，鄉(xiāng)土題材、官場題材也好，知識分子題材抑或其他方面的題材也好，你都喜歡在“人性”的描寫上用力，刻畫人性的復雜性、變化性和深刻性，而抽繹和傳導出來的總是溫暖而明亮的色調。你也多次在文章或一些文學聚會的場合談到你在作品中對人性的探求和揭示。我們知道諾貝爾文學獎的審美標準就是作品要具有“理想主義傾向”從而使“人性變得更美好”?？梢娮プ∪诵圆⑦M行審美的傳達，也就意味著在向著文學的更高境界攀登。那么你是怎樣理解人性的，又是怎樣把人性放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具體的審視和藝術表達的，請結合作品談談。

　　少鴻：寫人，洞悉和揭示人性的奧秘，我想這是文學、特別是小說最重要的價值所在，也是小說家最需功力的地方吧。這首先需要作家有不同于常人的犀利目光，能看見被庸常生活的迷霧掩蓋著的人性的幽暗，并梳理出它與社會生活的隱秘聯(lián)系。人性的扭曲往往是外在力量與內在缺陷雙重作用的結果，正視人性的先天不足與社會的無形摧殘是作家不可回避的責任。只有充分地認識人性人情，人類文明才會不斷地進步。在這方面，對小說家來說，發(fā)現就是創(chuàng)造，展現就是批判，審美就是建設。正如指證惡是維護善，批判丑是成就美。我曾寫過一個叫《門外》的短篇小說，很短，只三四千字，就寫一個小公務員，發(fā)現機關所有人員都開會去了，卻沒人通知他，他只能在門外徘徊，便由此而產生了種種糾結焦慮的心理。這是典型的機關身份依附癥，是機關這個怪物對人性異化的結果，把它揭示出來自有其文學和社會的意義。后來我在寫一部反映機關生活的長篇小說《溺水的魚》時，又把這個人物和這個故事嵌進去了。人總是生存在一定的社會環(huán)境里，周遭的一切，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人際關系，都會對人性產生重大的影響，無論是什么樣的人，無論他的人性有多怪異，他都是社會生活這棵樹結下的果子。欲望是人的本質，而寫人性就是寫社會。

　　張文剛：在一次書友會上你做了一個講座，第一次完整地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特別是青少年**遭受的挫折和打擊，你講到過去那段特殊的歷史，也講到你的父親，包括從政治的角度、道德的角度，以及性格稟賦等方面，既不遮蔽歷史的真相，也不為長者諱，同時也不隱瞞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非常真誠，非常坦蕩，體現了一種可貴的批判精神。我們讀你的小說，同樣也能感受到這種批判眼光和批判精神，你能結合作品簡要談談嗎?你認為這種批判意識和批判精神是一個作家所必須具備的嗎?

　　少鴻：悲天憫人不僅僅是作家的天性，還應當是他的責任。有人說，作家是天生的反對派，我理解，就是說作家要有批判眼光與批判精神，對社會有道義擔當。我也在那次講座上說到，作家除了創(chuàng)造藝術境界，還特別熱衷于揭示人性與社會生活中的“短板”，只有揭示與修補了這些短板，人類與社會的文明程度才會提高。而作家只有擁有自由的思想與獨立的人格，也才會具備批判眼光與批判精神。批判其實是建設的前提，是所謂的“正能量”；不批判，人與社會都認識不了自己。一味的歌功頌德與犬儒主義無論對藝術還是對社會都有害無益。之所以批判，是作家良知使然，良心使然。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決定了我們的批判意識，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都會自覺不自覺地以批判的眼光審視一切事物。我曾以荒誕魔幻的藝術手法寫過一部反映“文革”的中篇小說《夢生子》，寫到主人公祿子死后，他的大腦石化了，科學家在他石化大腦的褶皺里，發(fā)現了許多他生活年代的報紙社論的殘章斷句。它揭露了文革**的泛濫政治對人性的扭曲與心靈的戧害，其批判意識與思想鋒芒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要體現批判精神的，這要依據作者寫作具體作品時的審美取向而定。

　　張文剛：有些作家在不斷地尋求超越，超越自己，超越他人，比如我們湖南作家韓少功，有學者評論說，其重要性不只在于他是一個重要的作家，而且在于他總是能夠不斷超越自己與同代人，對流行的觀念進行批判與“突圍”，而他正是在這樣的突圍中，走在**思潮與文學思潮的最前沿，引領一代風氣之先。對于你的創(chuàng)作，也有評論者涉及到類似問題，撰文指出：“少鴻是文學湘軍的中堅分子，他也許算不上一位開啟潮流的作家，但卻是一位在潮流之中能保持獨立思考的作家。”我認同這個觀點。就我個人所見，你從一開始寫作就是沿著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的路子在走，一直到今天，雖然也有變化，也在探索，尋求著藝術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有時也嘗試用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和表現手法反映生活，但總的來說，你創(chuàng)作的風格和路子變化不大。你自己怎樣看待和認識這一點?

　　少鴻：韓少功是我最敬佩的作家之一，在他身上能學到很多東西。至于我自己，由于學養(yǎng)所限和性情所囿，不可能也沒想到要沖上文學的潮頭。我也沒想到要沿著哪種主義的創(chuàng)作路子走。從一開始，我的寫作就是隨興而為，抱著一種想怎寫就怎寫，寫成怎樣就怎樣的心態(tài)。我是當工人時開始業(yè)余寫作的，藝術修養(yǎng)與文化準備都遠遠不夠，用現在最熱門的話來說，我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憑著興趣邊寫邊學。說白了，對于我這樣的寫作者來說，寫作只不過是一種生活樂趣，一種精神**，與此同時若能給自己的人生找點意義，那就是額外的收獲了。要形成什么樣的風格，走什么樣的路子，一直沒有細想過。我想這是不必想的吧，你的審美情趣自會指引著你的創(chuàng)作，而你的創(chuàng)作實踐也會不斷地調諧你的審美情趣。管它是什么風格，什么主義，寫好作品，寫得愉悅就行。

　　張文剛：上個世紀90年代后期，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你的長篇小說《夢土》上下卷，我寫了一篇評論題為《一個家族繁衍生息的傳奇畫卷》，發(fā)表在《文藝報》，從主題意蘊入手進行分析，歸納出“夢土”的本義、引申義和象征義等，覺得以“夢土”為題，融幻美與現實、飄逸與沉重、直覺與理性于一爐，給人以豐富的感覺和想象。近年你將其修改后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題目也改為《大地芬芳》。不知這次修改主要是從哪些方面入手，為什么要做這樣的修改?又為何將原題《夢土》更名為《大地芬芳》?

　　少鴻：噢，這個問題我在《大地芬芳》的后記里提到了。原作《夢土》是十五年前寫的，分上下兩卷，長達七十萬字，下卷枝蔓過多，有些蕪雜，不夠精煉。再加上自己對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的認識有了深化，便有了修改的想法。修改后的《大地芬芳》不僅故事更集中，人物的命運有了延伸與改變，主題也得到了升華。比如原來的結尾，是年逾百歲的主人公為阻攔毀田建窯的拖拉機而身亡，現稿人物結局不變，但改作為建賓館而毀田，而開發(fā)商正是主人公剛離休卻又當上了董事長的孫子。總之修改過后的小說更緊湊更精致更好看，也更令人深省了吧。至于書名，覺得《夢土》還是有些生僻，所以改為了《大地芬芳》，這個名字也很貼切的?！洞蟮胤曳肌愤@部小說是我最看重的，也是我最重要的小說。寫這部小說是我多年的心愿，能夠寫成現在這樣子，已經夠令自己欣慰了。

　　張文剛：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你的帶有超現實意味的中篇小說《夢生子》發(fā)表后，引起了文壇的關注，此后，你寫作并發(fā)表了一批數量可觀的寓言體小說，如《美足》、《人羽》、《夢非夢》、《卦非卦》等，用符號化的人物塑造表達關于美、愛、自由等永恒主題以及哲理意蘊。顯然，你的寓言體小說吸收了中國古代寓言的藝術營養(yǎng)，也受到了法國新寓言小說的影響，還廣泛借鑒了西方現代派特別是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荒誕派的某些表達方式和技巧。為什么在那一時段，你專注于這種體式和風格的小說創(chuàng)作?而后來為何又不再創(chuàng)作此類作品呢?

　　少鴻：我想是反映了我的審美情趣的變化吧。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對西方的各種文藝思潮特別是現代派的文學手法很感興趣，同時又喜歡對社會與人性做一些形而上的思考，有所感悟，就忍不住手癢，就寫了一批所謂的寓言體小說。在那些小說里，人物大多是標簽式的，有的甚至連名字都懶得取，就叫他1或者2(當然同時也是一種隱喻)，他們只是傳達作者意念的工具，而不在乎他是否能成為藝術形象。那類小說還有個特點，就是表面上看來天馬行空，極端的超脫現實，但它的思想鋒芒卻是直指心靈與現實的。它既可以深入地探究人類的任何困境，又可以回避掉許多現實的顧慮，獲得某種相對的表達自由。你曉得，即使是改革開放后的現在，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寫，什么都可以說的。象征、隱喻與暗諷，是那類小說最顯著的藝術特征。后來隨著年齡增長，自己可能變得更現實了吧，就放棄了此種類型小說的創(chuàng)作了。

　　張文剛：你曾在一篇文章中稱自己是個沉默寡言不善交際的人，喜靜；有朋友在回憶文章中也提到了這一點，說你話不多，甚至顯得有些憂郁。據多年來我和你的交往，感覺你為人穩(wěn)重、沉靜，待人接物極為溫和、寬厚和謙遜，交流時話語不多，即使在大會上發(fā)言你也并不夸飾，顯得平實。這種性格和氣質對于一個作家來說也許是一件好事，因為他可以更多地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里，敏于觀察，放飛想象，應物感懷，激發(fā)創(chuàng)作的靈性和逸興，而憂郁的情懷更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種不竭的源動力。你說是這樣嗎?

　　少鴻：也許是這樣吧。人總需要一個口子來釋放自己的思想情感。不過我想也因人而異，性情開朗的人或許在創(chuàng)作中比我這類人更放得開，更揮灑自如。性格的形成即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影響；性格造就命運，命運亦影響性格，我的憂郁寡言與我的所經所歷有關。與志趣相同的朋友私下相處，我還有話說，一遇公共場合，我一般就不想說話了。而且在內心里，老對別人說的話不以為然，這也導致自己愈發(fā)不想開口。剛才我說過了，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同時也是一種釋放，一種宣泄，當然，更是一種表達。我喜歡“作家用作品說話”這句話。我一聽人要我發(fā)言或寫創(chuàng)作談就感到頭痛。作家作家，坐在家寫就是了，在作品之外，有什么好說的呢，說了也于作品無補。小說一旦寫成，就是另一個存在，它自會展現你的精神質地與心靈姿態(tài)，用不著你在文本之外多作解釋。小說是不需要解釋的。

　　張文剛：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中，你說小說契機是自己寫作的原動力與內驅力，只有它出現了，才會寫小說，才能寫小說，認為最容易成功的小說契機還是來源于寫作者的親身經歷，同時還提到經典閱讀、強烈的情感和敏銳的洞察力都可以生發(fā)小說契機。我很贊同你的這個觀點?，F在不少寫手，或基于市場效益，或基于個人功名，沒有創(chuàng)作的“契機”，沒有觸發(fā)點和興奮點，硬著頭皮寫，洋洋灑灑，結果寫出來的東西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不大。我想，不單小說創(chuàng)作需要契機，任何一種文藝門類的創(chuàng)作都應該有“契機”。那么小說契機和其它文體的寫作契機其來源和生成有何異同呢?我們是否可以創(chuàng)造或尋找這種創(chuàng)作契機?

　　少鴻：我想寫作契機的出現還是依文體的不同而不同吧。小說契機降臨時，必有人物在作者腦子里活起來，并隱約可現故事前行的方向，而詩歌的契機則是詩意的靈光乍現。實際上，寫作契機何時出現，是個玄妙的事，沒人能猜得透。在那篇文章里，我其實也只是說了小說契機的幾種可能性。以我自己的寫作實踐來看，它是尋找不來的，我們只有等待。就像愛情，可遇不可求。

　　張文剛：《夢土》之后，你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長篇小說，你說過這樣的話：“隨著年齡增大和閱歷增多，中短篇已經容納不下我對整個世界、人生的把握。寫長篇就要求一個作家有一個大局觀，就像在戰(zhàn)場上，作家是一個指揮官，將自己所有的感悟有機地融合到一塊。當然，藝術形式本無高下之分，如果能把短篇寫好，也是很不容易的。”恰巧我在你的博客中看到了你轉引的韓少功發(fā)在《文藝報》的《“小感覺”與“大體驗”》一文，在該文中作者認為長篇小說作為一種特殊的體裁，應該承擔體系性的感受或思考，它不是短篇的放大，而是一個人對社會或人生問題做的“大體檢”，不是“小感覺”；而眼下，在實際寫作中，長篇小說似乎變成了短篇小說的拉長與累積，變成了超大號的、肥胖型的“小感覺”。你怎樣看待韓少功的這一觀點?我讀過你的中篇小說《九三年的早稻》，你把自然時序的展開和生命的成長、成熟交織在一起，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也很有內涵，可以說是一部“濃縮的長篇”。那么套用“大體驗”和“小感覺”的說法，你如何給中篇小說定位呢?

　　少鴻：我很認同韓少功的觀點，這是經驗之談，也是真知灼見，所以一看到這篇文章，就把它轉載在我的博客上了。打一個不太確切的比方吧，長篇小說如攝影中的大廣角，要有大畫面、寬視野，又要有清晰的局部與細節(jié)，而短篇小說，則如同微距拍攝特寫，只要有主體就行了，是可以虛化甚至忽略掉背景的。把只夠寫短篇小說的材料寫成長篇小說，無非是往里面填充多余的事物與文字，肯定呈現出虛胖的狀態(tài)。這種小說肯定不討讀者喜歡，誰會愿意吃注水肉呢?中篇小說介乎于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之間，是一種比較好講故事的文體。它不像短篇那樣受篇幅束縛，可以從容地敘述一個完整的故事，又不必如長篇小說那樣面面俱到，需要展開多條線索與龐大的場面?？赡阋冶日丈俟Φ?ldquo;大體驗”與“小感覺”，也用三個字來給中篇小說定位，我一時還想不起來。

　　張文剛：小說必定有故事，莫言就說他是講故事的人。你的小說故事往往層層鋪墊、懸念迭起、前后勾連，很吸引人，但你在談到對小說的理解時說，小說不僅僅是講故事，作家也不僅僅是講故事的人，小說僅有故事是不行的，它還必須是一個有意味的故事。請問“有意味的故事”意味著什么?怎樣才能使故事有“意味”?

　　少鴻：我讀理論書不多，文藝理論素養(yǎng)先天不足，寫小說是跟著感覺走，一般很少對文學創(chuàng)作進行理性思考。但有時被雜志要求寫創(chuàng)作談，便只好被動地來一番理性思維。我把小說創(chuàng)作定義為“敘述有意味的故事”，就是在給《鴨綠江》雜志的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提出來的。“有意味的故事”意味著故事不是一個單純的因果關系和邏輯事件，它還包含著思想意蘊、發(fā)散著人生況味、彌漫著藝術神韻，令人回味，令人遐想，進而產生審美愉悅?；蛟S可以說，意味也是小說的核心價值。至于怎樣才能使故事有意味，我想也要因題材而異吧，具體作品具體對待?？偟膩碚f，要沿著你的審美意圖走，在構思故事以及訴諸文字的同時，就要考慮到如何使它彌散出獨特的意味來。

　　張文剛：這些年，你愛上了攝影，在你的博客里貼有大量的風景照，尤以自然山水風景居多，構圖巧妙，風格清新，耐人尋味。你有一組照片就題為《對岸黃花》，拍攝的是河流對岸大片大片浮金躍翠生意盎然的油菜花，立足點是喧囂的城市。這個“對岸”在我理解就是另一個世界，就是相對于城市而言的鄉(xiāng)土、鄉(xiāng)情，這對你來說，我想不僅僅是生活中的一點點小情趣、小感覺和小點綴，而是含有深意，是你關于鄉(xiāng)土的“影像創(chuàng)作”，是你“鄉(xiāng)土情結”的一種直觀構圖和詩意呈現。作為作家，文學中的表現手法和技巧是否對你的攝影有所啟發(fā)和幫助?還有，你攝影中喜歡抓拍那些天真爛漫讓人忘卻煩惱和憂愁的孩童，在這種童心、童趣的背后，是否也含有你對生活和文學的某種理解和期待?另外，不少照片之側有你的游記文字和隨筆感悟，你是否打算近期出一本圖文并茂的散文之類的書籍?

　　少鴻：你對于“對岸”的詮釋合乎我意。實際上，不光每幅作品、每篇小說、每個回憶、每個他者是我們的對岸，世間所有事物，都是我們的對岸，我們每天都在現實與心靈中跋涉，妄圖抵達，卻總是難以如愿?；蛘呓K于抵達，卻發(fā)現不是我們想象中的境界。于是我們只能隔岸相望，形成一種對應的審美關系。攝影就是一種觀望，一種審美，于我來說，純屬愛好與興趣。文學與攝影同為審美的藝術方式，自然有許多相通之處，寫作者搞攝影，會有許多融會貫通的地方。攝影帶給我許多文學之外的樂趣，但我并沒有像你所說出本圖文并茂的散文攝影集的打算。攝影是我人生的補充，走到哪拍到哪，能拍出什么片子就什么片子，喜歡就行，別的并不重要。

　　張文剛：你曾經獲得過多種文學獎項，如首屆湖南省文學藝術獎、湖南省青年文學獎、湖南省“五個一工程”長篇小說獎、首屆**文學獎、丁玲文學獎等。你的長篇小說《夢土》曾入圍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終評，這是不容易的，可見你創(chuàng)作上的實力和潛力?，F在圈內對茅盾文學獎的評獎也頗多非議，不知道你怎樣看待茅盾文學獎?就獲獎來說，在創(chuàng)作上你有什么目標和追求嗎?

　　少鴻：茅盾文學獎的獲獎作品中，有我喜歡的《芙蓉鎮(zhèn)》、《塵埃落定》、《白鹿原》等好作品，但也有好多作品連看一眼的欲望都沒有。對于看重的人來說，茅盾文學獎仍是目前國內最重要的獎項，而對于不看重的人而言，它已經不值一談。近兩屆的獲獎作品中，有幾部并不是獲獎者本人最好的作品，由此看來，它似乎有獎作家而非獎作品的傾向了。就獲獎來說，我既無目標也無追求，倘若它自行飛來，我也會笑納，但決不作無妄之想。如果以獲獎為目的來寫作，那是件很可笑也很愚蠢的事。